貼大字報那人的住處緊挨著學校,或者準確地說,是緊挨著學校后院的那排房子。
據我猜測,大廟原來可能沒有后院,但因為它變成了學校,又必須給學生提供一個活動空間,它后面的空地就被開辟出來,變成了一個操場。操場并不大,只有籃球場般大小。而事實上,它的兩邊也確實各豎一個籃球架。北邊籃球架的后面是一小塊菜地,菜地邊上建了一排平房,那是高年級的教室。
操場的活動原本是平淡的,無非就是出操、跑操、做廣播操而已,但因為知青的到來,忽然便有了起色。
在我的記憶中,來水北大隊插隊落戶的前后有兩撥知青,第一撥是兩個小伙子,天津人,其中一人名叫大剛。聽大人說,他們本不想來,來了似乎就鬧著要走。果然,一年半載之后,他們就突然蒸發了。但我還是感謝他們的到來,因為在此之前,我只聽過有線廣播里字正腔圓的普通話,卻萬沒想到還有“真哏兒”“嘛事”的天津話被他們說得油光水滑,風情萬種。有一段時間,村里人一邊模仿著他們的用詞,一邊發表著評論:“人家說話可真日怪呀,說甚都是‘哏兒’。”但天津話的“哏兒”經過晉城話的包裝后,仿佛天津麻花煮成了晉城油圪麻,已徹底串味了。
第二撥知青卻人數不少,總共29人,其中男生13人,女生16人。他們都是鐵路子弟,全部來自晉城北站,插隊的時間是1974年3月16日。
我能知道得這么確切,得益于當今的網絡和四十多年之后他們的懷舊之旅。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翻閱朋友圈,忽然看到水北知青回第二故鄉歡聚的視頻。打開瞧,我已認不出一張熟識的面孔。他們都老了,而我記憶中還是他們年輕時的模樣。那個時候,這些姑娘小伙子是多么生龍活虎啊,他們的主要工作當然是下地做生活,卻也不時會走進我們的校園和那個操場。
那時候,附近的每個大隊都有知青,每個知青點差不多都會組建一支籃球隊,然后他們就轉著村打比賽了。水北大隊的比賽場地只有學校那個土操場,他們也就只能因陋就簡,在那里吆喝、拼搶了,而我與我的同學們則成了他們的忠實觀眾。水北知青籃球隊本就遠近聞名,加上又在自己的主場打球,一個個也就更是賣力,仿佛要使出全部的看家本領。有時他們會打出幾個花哨的傳切配合,比賽也就變成了表演。許多年之后我看NBA,方才意識到表演就是籃球比賽的組成部分。看著喬丹們神出鬼沒,把球打得行云流水,我總會下意識地想起七十年代那塊塵土飛揚的操場。正是在那里,我才獲得了有關籃球知識的最初啟蒙。
永遠留在記憶中的是隊長和前鋒的身影。隊長很穩健,他一只手控著球,一只手揮舞著,嘴里不停地喊著隊員的名字,讓他們跑位、站位。這時,前鋒已跑到四十五度角的位置,球也恰好傳到他手里。通常他都會有假動作,閃過防守隊員的逼搶后便迅速起跳、投籃。他投籃的姿勢很特別,不是一手護球一手投,而是兩手抱球,讓它橫在腦袋與肩膀之間,然后再向上推出。這樣的投籃動作其實是很不規范的,投出去的球弧線也低,但命中率卻不低。于是,他在瞬間完成的動作仿佛也具有了一種特殊的美感。
他叫保明。我至今還記著他的名字,但他究竟是姓常還是姓段,我卻不敢確定了。
女知青也來看球,但她們從沒打過籃球。偶爾,她們會溜達到前院,和我們打幾下乒乓球。
前院拜殿前的空地上,東西兩邊各有一張石桌。石桌的寬度只有乒乓球臺的一半,卻成了我們平時打乒乓球的簡易球臺。東邊石桌不遠處是砌起來的水泥臺子,其高低、長短與標準的乒乓球臺無異。這張球臺好,也就成為我們課間課后的爭搶之地。但似乎只有在石桌上練出點模樣,才有資格升級到這里。臺上常年擺放著一溜磚頭,那便是球網了。球拍通常由三合板、五合板自制而成,誰要是手頭有一個買來的帶著膠皮的拍子,那就成了真正的高檔奢侈品。
有一天,我們正在水泥臺前你來我往著,一位女知青忽然走過來,說,我也來和你們比劃兩下。我們立刻讓出一個位置,獻上了我們的奢侈品。
她接過拍子,并沒有立刻打球,而是摸摸正面,又轉過來看看反面。反面刻寫著一個同學的名字,她端詳一番,便朗聲念了出來:馬-四-昌。
當這三個字從她嘴中滑出時,我一下子愣住了。標準的吐字,悠揚的發音,仿佛仙樂敲擊著耳膜,叮當作響。許多年之后,我才意識到那種感覺就是“驚艷”。馬四昌是我的同班同學,我們喊他的名字是從來不帶姓的。加上晉城話中沒有前舌尖音,“四”便總是說成“柿”,“昌”又做了半兒化的扁平化處理。我們就這樣四昌長四昌短的喚著他,早已喚得麻木不仁。但女知青一張嘴,卻一下子叫出了一種陌生化效果,因為她說的是普通話。
不光是她,這撥知青說的都是普通話。
女知青長得也漂亮。她揮起拍子,扭動身體的時候,就像電影中的資產階級小姐在跳舞。
被驚艷后不久,我便有了與她同場演出的機會。
那次演出的主題我已想不起來了,但演出的場地和細節卻依然清晰。我們集中在大隊場院的中央,就在那片空地上演出,四周圍著前來觀看的社員群眾。女知青不是單獨出節目,而是與她的三個同伴小合唱,內容是扎根農村干革命,廣闊天地煉紅心之類的時代新曲。看得出來,她們都沒有經過正規的專業訓練,唱得有些干澀,加進去的動作也比較僵硬,遠沒有打球時來得自然,但貧下中農們卻依然像看西洋景一樣看得起勁。我的節目是獨唱:《我為祖國守大橋》。王老師一邊用腳踏風琴伴奏著,一邊用目光向我傳遞著鼓勵,我便扯開嗓子吼起來了:“晴空萬里彩云飄,不盡長江浪滔滔。火紅的太陽心頭照,我為祖國守大橋……”
手風琴獨奏:我為祖國守大橋--楊屹演奏
那時候我還沒有變聲,自然是無法唱出“守大橋”的豪邁的。但我一下場就聽她們小聲議論著:這個小家伙長得不咋地,唱得還蠻不錯嘛。頓時我就嘚瑟起來,油然升起了技壓群芳的幻覺。
但好景不長,終于,大隊的場院里不再有她們的歡聲笑語,學校的操場也變得寂寥起來,因為知青們開始返城了。
我上大學時要從晉北車站乘坐火車。第一次出遠門,帶著的木頭箱子又要辦托遠,父親就說,你全林叔當年與知青打得火熱,看他能否找到關系,幫幫忙。全林叔很熱心,他與我父親把我送到車站,找的就是打籃球的保明,那時他已是機務段上的一名職工了。辦完托運,時間尚早,保明便把我安排到他的宿舍里候車。我在椅子上坐坐,床上躺躺,翻閱著他那里的書報雜志,仿佛享受著現在高鐵商務座的候車待遇。
然而,當我翻看水北知青的“懷舊之旅”時,卻沒有發現保明的照片。里面有人說,保明前幾年已經病逝。
這時我才想起,年紀與他相仿的全林叔去世更早。
趙全林是我的本家親戚,住在趙家圪洞的底部,他家房子緊挨著那排知青宿舍。